这是一次曲折的采访，当我坐到计算机前将采访到的许多情况仔细整理的时候，我还没 有见过一个多月以来我一直追踪着的这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孝威。同在一座城 市工作，单位相距不过五六公里，而我却没能找到采访对象，也应是个“奇迹”。甚至有一 次我追踪到外地几乎要找到他的时候，他启程正在离开那座城市。联系、追踪的日子长了， 我渐渐感到在他的周围似乎存在着一个屏蔽层，挡住了一切外来的干扰。30多天的时间里我 所得到的只有委婉地或者明确地拒绝。最后的截稿日期日益临近，我说不准在那一天到来之 前能不能找到他。

　　他的经历与新中国的几件大事相关

　　注定成为关注与追踪的焦点

　　1999年唐孝威注定要成为关注的焦点，他的经历与新中国有太多的巧合。

　　1931年10月1日，唐孝威出生在江苏无锡。

　　1949年秋天，唐孝威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成为新中国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

　　1959年新中国启动原子弹研制计划，1964年即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今年是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35周年，制订实施原子弹研制计划40周年，唐孝威则从1960年开始亲身参与了原 子弹的研制。而后，又参与第一颗氢弹的研制。

　　在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之后，我国又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两弹一星”标志着 新中国已具有独立发展尖端技术的能力。而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们却对新中国依靠自己公民 的聪明才智发展尖端技术视而不见，至今还对中国的科研能力持有敌意的怀疑。作为新中国 众多优秀科学家中间一员的唐孝威，他曾经从事的实验工作无疑是击破当前以美国考克斯为 代表的一些国会议员臆念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1．第一次联系采访

　　4月中旬领到采访任务的当天晚上，我当即与唐孝威联系。电话是唐先生的家人接的，唐 先生不在家，5月16日以后才能回来。看来日后无论是等待唐先生回北京还是找到外地去采访 唐孝威都要费点劲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采访意图说了一遍。唐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代大学生，50年来始终从事核科学的研究，60年代参与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为提高我国 的综合国力做出贡献，此后在高能物理领域又接连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果。

　　不料唐先生的家人却说，近年来有关唐先生的报道已经挺多的了，况且参与两弹研制任 务的科学家非常多，应该去写一写至今仍无私奉献、默默无闻的科学家，他们在研制原子弹、 氢弹时的聪明才智，至今不为外界所知晓，并且说明这是唐先生的意思。

　　在我的记忆中有关唐孝威院士的报道实际并不多，最近见到的涉及他参与两弹研制的文 字不过千余字，其它更多的是记者就反物质、磁谱仪等科学问题采访他的文章。唐先生暂时 不接受采访没有关系，不妨先找一些资料读一读，于是我问关于唐先生的报道主要有哪些。 这时我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信息，1997年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介绍唐孝威院士的书， 作者是中国科学院政策所的研究员周发勤。

　　随后的一整天都在寻找那本书。由于唐先生不在家，他的家人无法在书山中找到那本目 前唯一记录唐孝威科研活动和贡献、具有史料意义的《唐孝威科学实验四十年》。更麻烦的 是书的作者已经去世，研究所作为科研档案保留的一本书无论怎么说都不肯外借。最后费尽 周折终于从周发勤研究员的遗孀手里拿到了这本书，后来几乎采访到的每一位熟悉唐孝威的 同志都问我是否看过这本红色封面的书，说明一本好书有它的价值。

　　丁肇中讲，研制成功原子弹，实验方面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真正困难的是独立解决 实验技术问题

　　29岁的唐孝威要独立解决的是他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一道难题

　　2．第二次联系采访

　　按照《唐孝威科学实验四十年》中提到的线索，我找到了曾经担任核工业部九局局长的 李觉，当时他直接负责原子弹、氢弹研制的组织、协调。后来又找到了现任国家自然基金委 员会副主任王乃彦，当年唐孝威担任研究室主任时，他是研究室的研究组长，参与了爆炸第 一颗氢弹等一系列核试验。他们两人一个是唐孝威的领导，一个是唐孝威的下属，听说记者 想了解唐孝威，非常爽快地答应了。86岁高龄的李觉将军过几天要到医院安装心脏起搏器， 为了不耽误时间，约记者第二天就到家里谈。他给记者讲述了唐孝威在两弹研制过程中的几 个故事。

　　故事一

　　1960年4月，唐孝威结束了在苏联杜布纳原子核联合研究所的学习回到北京，经王淦昌、 彭桓武两位著名物理学家推荐，29岁的唐孝威到担负核武器研制任务的核工业部第九研究所， 向副所长朱光亚报到，加入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队伍中间。

　　整整13个冬夏春秋，唐孝威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以及 多次的核试验。在实验室里他与同事们一起研究实验方案，制作实验仪器设备；在核试验基 地，唐孝威与同事们一起安装探测器，羸弱的身躯多少次地出现在百米高的铁塔上；在海拔 3000多米的高原，唐孝威和同事们一起吃夹生饭、粘馒头，克服高原缺氧带来的种种困难。 他将人生中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一个壮丽的事业，一个需要他贡献全部的聪明才智的事 业。

　　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曾经很中肯地讲过一句话，他说，研制成功原子弹，实验方面起的 作用非常重要，因为真正困难的是独立解决实验技术问题。

　　“独立”两字的含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担得起“独立” 两字的分量。我们总是希望在自己困难的时候，能有人伸来援助之手。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计划代号“596”，它让每一个参与研制任务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牢牢地记住，1959年6月，昔日的“老大哥”突然食言，拒绝对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提供帮助， 自尊、自信、自强的中华民族决心依靠自己的科研力量，独立制造原子弹，打破国际核讹诈。

　　50年代末的世界，有能力制造原子弹的国家只有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的原子弹正在 研制中，中国自强之路的外部环境是封锁、禁运、限制，看不到资料，买不到设备；好不容 易盼来的外来专家似乎个个都是“哑巴和尚”，核武器是怎么回事？一句不说。测试设备有 哪些？也是一句不讲。至于测试方法，更是缄默不语。后来，“哑巴和尚”也撤走了。

　　唐孝威报到时，朱光亚亲自与他谈话。朱光亚历来话语简洁，他直截了当地对唐孝威说， 有个极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就是去搞原子弹。朱光亚还具体安排他开展核测试及探 测器研究，而且是一切都要从无到有，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从“零”开始研制测试仪器。

　　唐孝威曾对别人讲，我的科学实验之路，是从研制核探测器起步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毕 业后，唐孝威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探测器组。在所工作4年，唐孝威学到了自力更 生研制仪器设备的本事。解放前中国没有能力制造科研仪器，解放后开展核科学必备的实验 设备十分缺乏，核科学研究首先要从自己动手研制仪器开始。为了获得一只玻璃管，他们先 要建造吹玻璃的设备，设备缺乏到何种程度可见一斑。正是有了这样的训练，唐孝威对许多 经典核探测器的制造过程了如指掌。1956年组织上选派他到苏联杜布纳工作，著名物理学家 王淦昌有意识安排唐孝威参与“原子核问题实验室”的工作，使唐孝威与电子探测器结下了 不解之缘，一生与探测器相伴。

　　原子弹绝非一般的炸弹，它象征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结 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世界面前炫耀了它的国防实力，显示了其雄厚的科研实力。二次 大战后，苏联、英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哪一个不是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科研基础做后 盾？

　　没有起码的仪器设备，没有基本的科研手段，不意味着仪器设备不能制造，不意味着不 能在实践中探索，只是遇到的困难更多些，解决问题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投入的精力可 能更大一些。

　　靠着这种精神，大学时期就喜欢做实验的唐孝威带领助手开始了最基本的实验工作。从 一次次小型爆轰实验到缩小尺寸的化学炸药爆轰实验，他们一点一滴地摸索，一步一个脚印 地积累，向心目中的原子弹靠拢。

　　原子弹是由原子核内的中子“引爆”的。到1963年下半年，唐孝威他们开始着手进行验 证中子点火的关键实验。原子弹爆炸成功，掌握中子点火技术尤为重要，要通过实验精确测 量中子数据。实验仪器能否测量到中子，能否确定中子的数量，唐孝威进行了详细的实验设 计，提出了测量中子的原理和方法。中子点火实验中有电磁干扰和爆轰干扰，因此他们反复 进行“空白”实验，了解各种干扰的特性，寻找消除干扰的办法。

　　唐孝威此时心里非常清楚，实验测量的数据如果不准确，或者得不到结果，整个研制计 划的进程就要耽误，他必须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为了得到可靠的实验数据，唐孝威在设计 实验时采用了两种原理上完全不同的探测方法，实验过程中用两种方法同时测量，互相比对 结果。

　　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缩小比例的聚合爆炸试验，唐孝威和他的实验小组成为瞩目的焦 点。看到仪器记录的数据与模拟数据相符，确信实验测量到的信号肯定是中子，唐孝威一颗 悬了两年的心才放了下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半年前，又进行了一次1∶1尺寸模型弹实验， 点火装置再次工作正常。

　　长期以来，国外对原子弹中子点火的关键技术是绝对保密的。中国科学家一次测试成功， 既是理论设计水平和制造加工水平的卓越反映，也是实验物理水平以及测量技术水平的卓越 反映。王淦昌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唐孝威的中子点火测试工作给我印象极深，就是因 为这种实验的难度很大。”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惊天动地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比 1959年7月党中央“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计划提前了一年，这其中包含了多少为之 奋斗的科学家的一流工作，他们的技术水准和聪明才智与任何欧美科学家相比，毫不逊色。

　　故事二

　　就在原子弹研制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氢弹的预研也悄悄地启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 氢弹原理实验马上提到议事日程。氢弹原理实验是验证氢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性实验，是氢弹 研制的关键环节，氢弹原理实验顺利完成，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也就指日可待。对于唐 孝威他们来说，在这次重大实验中，要完成对氢弹的“热核诊断”，通过核爆炸产生的各种 辐射的定量测量，诊断确定是否有效地产生了大规模地热核聚变反应。

　　中国的“核诊断”技术是伴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由唐孝威带领测试组开创的。 原子弹爆炸的瞬间，所有的测试仪器记录下原子弹爆炸时内部核反应的全过程，它将作为改 进原子弹性能的重要依据。

　　针对氢弹的“热核诊断”，作为核测试研究室主任，唐孝威必须事先明确实验中要测量 哪些数据，保证测量数据必须非常精确可靠。然而用什么仪器和方法来测量这些数据，又如 何保证数据准确可靠，保证实验一次成功，一系列的技术难题缠绕着唐孝威，他一直在深思 苦想。

　　实验的关键问题是清楚地了解热核聚变，因此氢弹原理实验所要测量的信号是热核聚变 反应产生的特征辐射，所以设计实验时要着重测量热核聚变反应产生的特征辐射，排除其他 各种干扰。

　　唐孝威和负责氢弹研制的理论物理学家一起深入地讨论实验方案，在最后形成的一系列 实验方案和设计中，许多测试项目是首创的。80年代，科技人员从美国解密的资料中发现， 唐孝威60年代在氢弹原理实验中使用过的一种方法，原来美国科学家也曾经使用过。而唐孝 威并没有到美国去过，也没有见过掌握这种机密的科学家，他的活动范围仅局限在远离城市 的青海核试验基地内！

　　氢弹原理实验在新疆的戈壁荒滩进行，唐孝威亲自坐在自己研制的“速报”仪器旁。刚 刚启爆，负责整个氢弹原理实验的李觉，顾不上欣赏腾空而起的火球放射出来的灿烂光芒， 急匆匆跑到唐孝威身旁，急切地问：“烧起来没有”，唐孝威回答道：“烧起来了，比预计 的还要好。”

　　根据现场得到的实验数据，唐孝威立刻判断试验取得了成功。在这次突破氢弹技术的重 要实验中，现场几千人中他第一个知道氢弹原理实验获得成功。

　　消息传出，关注试验的中央领导同志放心了，负责氢弹理论设计的物理学家们踏实了。 中国尖端技术研究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半年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比法国提前了 整整一年。

　　中国能够独立地研制成功原子弹，两年8个月后氢弹接着就爆炸成功的奇迹，至今都让外 国人感到惊奇。中国科学家可以理直气壮骄傲地告诉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有一支严谨的理论 队伍，严谨的实验队伍，严谨的制造加工队伍。

　　198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工作在停滞了23年后得以恢复，全国283名科学家被增 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参与原子弹、氢弹研制并一同获得这一称号的科学家有邓稼先、 周光召、于敏、朱光亚、唐孝威、陈能宽、程开甲等若干人。

　　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中国科学家决心永远争第一

　　3．又一次联系采访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刚刚荣膺诺贝尔物理奖的丁肇中携夫人、女儿应 邀到中国参观访问。在各方面的积极推动下，一个10人中国科学实验小组得以成行，参加丁 肇中正在欧洲领导的一项科学实验。唐孝威是丁肇中唯一亲自确定的人选，科学实验小组也 由他带到欧洲。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联系，明确提出希望采访科学实 验小组的部分成员。

　　所办公室的同志很为难地说，既然唐先生已经多次拒绝记者对他的采访，我们就要尊重 唐先生的意愿，所里从组织上很难安排这样的采访。

　　几经周折在科学实验小组成员童国梁的安排下，我采访了三位一同与唐孝威在欧洲工作 过的同志：马基茂、童国梁、吕雨生。

　　故事三

　　1978年1月，在唐孝威的带领下，一个来自中国的科学实验小组出现在联邦德国汉堡机场。 著名实验物理学家、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专门到机场迎接。平时不苟言笑，严 肃有加的丁先生这一天格外兴奋，他与科学实验小组的每一个人热烈地握手。面前这些年富 力强、风华正茂的同行，是中国中青年高能物理工作者中的优秀代表，他将不辱使命地亲手 带领他们进入国际高能物理研究的前沿阵地。

　　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在70年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五个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之一，其时 全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在这里紧张地进行。在此工作的除德国高能物理学家外， 还有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高能物理学家。

　　年近半百的唐孝威一生中这是第二次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研究。20多年前，从清华大 学物理系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不久，唐孝威被选派到前苏联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 所工作。杜布纳在50年代是世界瞩目的高能物理研究基地，建有当时能量超过美国的世界上 最大的质子加速器。在我国物理界老前辈的带领下，一大批青年科技人员先后在杜布纳工作 学习。包括唐孝威在内的这批年轻人，为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主研制原子弹、氢弹 立了大功。

　　第一次出国时唐孝威25岁，又过了足够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时间，唐孝威才重新回到国际 科学研究的前沿。尤其是经历了十年的封闭与隔绝，唐孝威懂得他们此行的意义不同寻常， 必须珍惜这难得的学习锻炼、重新起步的机会，为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培养训练我们自己的科 研队伍。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不仅跨越了地域，而且跨越了时空。初到汉堡，同步加速器中心24小 时工作的复印机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终于不用为一遍遍地誊写而烦 恼，节省出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外国科学家使用计算机收集、分析数据，简直让他们感觉到 了人生的幸福和科学的畅快。计算机那么多，随时可以用。想起临走时在国内用一次电子管 计算机需要奔波40公里的窘况，他们切实感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1978年的中国大地，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摧残。重新振奋起来的知识分子、科学家， 正在为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而厉兵秣马，科学的春天正在向人们走来，中国科学家又 站到了世界科学的前沿，他们向世界宣示，不甘落后的中国科学家在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 世界科学发现领域的目标是永远争第一。

　　汉堡正在建造的佩特拉正负电子对撞机有四个对撞点，四组科学家分别在每一个对撞点 实验区工作，丁肇中领导的实验组负责马克·杰探测器，因此称为马克·杰组，中国科学实 验小组全部参加到马克·杰组的工作。计划中的马克·杰探测器是一个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 象牙球般的里里外外分布着数百个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另外还有数台大型计算机和数千台复 杂的电子仪器。

　　丁肇中带着中国科学家走进建造在地下的实验大厅，整个大厅空空荡荡的。丁肇中敬佩 唐孝威的学识，邀请他参加马克·杰组的核心小组。他盛情邀请唐孝威和中国科学实验小组 的科学家与德国、美国、荷兰同行一起，在实验大厅里建造、安装马克·杰探测器，寻找被 物理学家称为顶夸克的粒子。

　　从抵达汉堡的第一个夜晚开始，唐孝威他们放弃了每周的休息，无暇沉醉于秀丽风光， 每天从上午9点准时开始工作，一直持续到午夜12点，他们以最大的努力参与到实验的准备工 作中。小组成员中唐孝威的年纪最大，像其他成员一样他也参加具体的实验工作，每天紧张 工作15个小时。

　　很多年以后，丁肇中对唐孝威在马克·杰组的工作仍记忆犹新，他曾向记者讲述过唐孝 威对马克·杰探测器设计上的重要贡献。“唐教授对当时马克·杰实验组已经设计好的实验 方案进行初步了解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改进意见。当我把唐的建议在组内宣布后，大家争 论很大，因为这样要增加很多工作量。但是唐提出的改进建议毕竟太重要了，经过讨论组里 终于都同意照他的建议修改原来的设计方案。”这个优化方案对改善马克·杰探测器的性能 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杰探测器开始运行了，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日夜不停地进行着。期待着顶夸克出 现的科学家意外地发现了另外的一种粒子———胶子。这也是了不起的发现，首次发现胶子 在数年之内一直是高能物理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1979年8月，国际粒子物理学界最重要的 国际学术会议国际轻子光子会议在美国召开，马克·杰组报告了取得发现胶子的重大成果。 后来一同工作的美国学者纽曼特别提到了中国科学家的贡献，“重要的工作来自中国”。当 地报纸也载文特别强调中国科学家做出的贡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报纸在介绍主要贡 献者时，仅提到五六人的名字，其中有中国科学家唐孝威。

　　消息传到国内，科技界受到极大地震动，高能物理学家尤其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北京数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及时报道了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取得的重要成果。清晨，当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播发这条消息时，由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正奔驰在辽阔的西伯利亚 大平原。中国科学实验小组载誉而归。

　　以后的20年里，中国高能物理研究迎接了一个个发展的高潮，与唐孝威一起在汉堡工作 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后来都成为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参加了我国第一台正负电 子对撞机的设计、建造，在北京谱仪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与国外合作进行着多项研 究。

　　明天就是交稿的最后期限，我还没有见到唐先生。前几天，国家自然基金委副主任王乃 彦问我见到了唐孝威吗，我说见过了，我只是在书中见过，在电视上见过，在唐孝威众多同 事、好友的叙述中见过。

　　该交稿件了，我总觉得哪怕是与唐孝威院士见上一面、聊上几句也好，起码也应该有几张展示唐孝威院士睿智风采的照片，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从一向严谨、谦虚的唐孝威院士那里 觅得。这是追踪采访唐孝威院士一个月来最大的遗憾。